侦查制度改革的法律文化思考

滥用侦查权力是学界提出的侦查制度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它在实践中表现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行使侦查权力的现象.对于如何改革,学界不乏一些激进的主张,其中以要求对警察权力进行严格控制和立即赋予嫌疑人沉默权为代表.通过运用法律文化为分析工具,可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滥用侦查权力是局部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系统内部不引起司法体制剧烈震动的措施逐步解决.而上述两种激进的主张在人、事、物等社会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都有虚置化的危险.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明确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时。也要认识到德治建设的重要性,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论规制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

形势异常复杂、多变，立法机关不可能预见社会治安形势的全部以及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可能发生的所有影响。因此，法律不得不授权公安机关在法律原则指导下，执法主体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权衡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本文从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论内涵入手，在探讨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原则和存在情形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结合公安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剖析了问题成因，探索性的阐述了当前形势下对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有效规制的途径及对策。     

武汉城市圈发展战略研究

“两型社会”发展战略的确立，既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该文从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出发，基于“两型社会”发展战略框架，探索性地提出加快武汉城市圈发展的三大具体战略，即绿金经济和结构调整同步发展、金融强市和科技发展深度结合以及政府管理和市场模式创新互动，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国家文化战略选择——论文化现代化与现代公民人格的文化养成

确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丰富时代性先进文化资源，兼顾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团体、学校、图书馆、公共传媒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健康影响，营造优良的社会文化环境，重视文化养成教育，培养公众的健康主体人格和现代化品质，提高国民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推动文化、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论采矿权的法律性质及合法煤矿企业的权益保护

采矿权是受法律保护的私权利。由于采矿权受到行政管理的种种限制,使得其在经营过程中容易受到政府的公权力的侵害。对合法采矿权进行有效的保护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采矿权人要懂法、守法,各级政府要责任明确,依法办事。     

服务营销：21世纪企业营销立足之道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市场营销必须转变观念，确立服务营销是企业营销立足之道的理念，明确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承认服务也是一种销售力，承认服务也是一种销售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服务营销的竞争与商品竞争、价格竞争相比较，具有间接性，隐蔽性、能见度低，可塑性强，艺术性要求高等特点，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运用服务营销的策略，同时要处理好服务营销的创新与规范的关系，认真导入ISO，提高服务品质。     

论新中国海军发展战略之演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立“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目标，以抵御来自海上的侵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了关于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确定了建立精干、顶用、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海军的总目标；伴随着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为人民海军规定了发展的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新中国５０年海军发展战略具有历史继承性、时代性、全局性的特点。展望新世纪，人民海军在有中国特色的海军发展战略理论的指导下，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社会转型期的警察权配置研究

一个社会的警察权配置是由这个社会在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即公共秩序价值和个人自由价值的选择。秩序和自由不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还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下的统一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秩序和自由的冲突更加剧烈,因而两者平衡和统一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选择并采取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自由的秩序维护方式,使公民自由受到最小的限制;在维护自由价值时,必须为公权力保留最起码的能够有效维护和控制秩序的权力。社会转型对警察权配置提出了总体上的要求：应当对警察权加以控制,而不是简单地削减警察权的行使范围。其具体实施方式是：应当以维护秩序的最低需要为标准调整警察权力的范围,以自由价值的满足为出发点控制警察权。但是,为使警察权得以良好、有效地运行,因而当前应当注重警察权威的塑造。